风与旗：王旭峰的阅读与思考

余虹之死与西学危机

                                      

作者按：与余虹教授素未蒙面，只是读过他的文章，深深钦佩于他的学识，谨以此文纪念余虹教授吧。

余虹之死与西学危机   

                      

           

       2007年12月5日，余虹教授以生命实践了他多年研究的海德格尔的那句“向死而生”的箴言，决绝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中国的历史上，诗人之死和学者之死往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余虹之死，正可列入其中。余虹之死，决不仅仅是一起个人自杀事件那么简单，相反，它是一起重大的思想史事件。余虹之死，不仅标示出我们这个时代，研究二十世纪西学的知识群体普遍的精神危机；更迫使我们反思西学与中学、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余虹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西比较诗学，尤其是海德格尔诗学，出版过《思与诗的对话：海德格尔诗学引论》、《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等重要著作。那么，余虹所研究的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呈现的是怎样一种景观呢？它和西方传统学术思想、和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这种区别和余虹之死，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先涉及一些中西思想史问题，虽然这可能是枯燥的，但却是必要的。 

《旧约》中有一个古希伯来词叫davar，这个词翻译为现代英文，同时具有两个含义：word和thing。也就是说，在《旧约》的词汇中，“词”与“物”是用同一个单词来表示的，两者没有分开，词就是物。在这种思维模式中，词不是思考的工具，也不是思考的对象，词就是存在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讲，词与物的不可分割，是中西古典学术的共同特征。比如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就是将“思”与“我”圆融一体，不分不离。我们中国人常说“文如其人”，也是将一个人的“言”/“文”与一个人的存在属性本身联系起来。 

但是，二十世纪西方学术发生了一次深刻的断裂，词与物彻底分开了，语言与存在剥离了。海德格尔有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乍一看，仿佛海德格尔把语言摆在了很高的位置上，实际上，这句话正确认了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对语言和存在关系的剥离：正因为游子离开了家，才需要强调家的重要。词与物的分离，使语言独立了，万能了，成了无所不可，无所不为的了。语言和存在，语言和道德，语言和意义，语言和神性，语言和人本身，彻底脱钩了。以前不能思考的问题，现在可以思考了；以前不能形诸笔墨的文字，现在可以大张旗鼓地出版了。没有禁忌了，没有敬畏了，没有体系了，没有意义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世界所剩下的，仿佛就只有破坏本身了。独立后的语言，像一头冲进了瓷器店的野牛，横冲直撞，将人类几千年建立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冲得七零八落，一片狼藉。这就是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的景观：一种后现代的、解构主义的景观。 

词与物的分离使西方学术从古典时代进入了现代。现代学术的一个特征就是学术与生命脱钩。在古典时代，比如中世纪，神学家们的研究是在信仰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们的思考，他们的研究，都是和一个实实在在的最高者紧密相连的，也是和自己的生命体验紧密相联的。现代学术则主要是一种纯粹的思辩行为。用时髦的后现代词语说，现代学术研究就是漂浮的能指之间的嬉戏。你尽可以进行任何研究，任何思考，哪怕这些研究、思考和你的生活，你的生命毫无关系，这都是允许的。我们常常嘲笑说，中世纪神学家研究针尖上有几个天使，这是多么的愚蠢。其实反过来想想，那些研究却是和西方神学家的生命体验圆融一体的。而那“漂浮的能指”和后现代思想家们的生命体验之间的距离，恐怕比针尖上的天使与神学家之间的距离，要远很多的吧。 

词与物分离带来的现代学术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尼采所说的“最高价值的自我废除”和虚无主义哲学的兴起。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既然在西方思想中存在了千年的上帝，已经在尼采那里自废武功，自我解构了，那么西方思想除了步入虚无的深渊，还能走向哪里？尼采提出过自己的办法，他呼喊超人重建价值，但可惜的是，超人没有出现，尼采自己却疯了。尼采的疯，绝非寻常。这是一个关于处于古典与现代夹缝之间的学者命运的严肃隐喻。尼采虽然第一个在人间呼告“上帝死了”的消息，但他却仍然是一个半古典、半现代的过渡型学者。他还不懂得将学术思考和生命体验彻底脱钩，所以他“疯”了，并最终由“疯”至“死”。 

然而海德格尔却既没有疯，也没有死，他活着，且高寿八十七。为什么？因为海德格尔已经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学者”了，他已经可以将学术和生命分离开来了。海德格尔将学术和生命之间的界限划得非常清楚，即使他为了自己的学术做出过种种生活上的妥协，他也还是明白思考是思考，生命是生命。海德格尔明白，词与物不是一码事。所以他虽然一再强调“向死而生”的哲学理念，但是他自己却永远不会真的去死。 

但是，当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具有强烈虚无主义气质的西方思想旅行到中国的时候，它却具有了非常严酷的杀伤力。为什么？就因为，中国学者仍然是“古典的”。身穿西装，脚蹬皮鞋，坐在笔记本电脑前，点击互联网，阅读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德勒兹的中国学者，血管里仍然流淌着中国士大夫的精神血液。他们坚守着学术和生命一体的理念，希望通过学术来修身，通过学术来完成自我。当他们抱着这种古典的精神进入到尼采和海德格尔幽暗的思想深处，并将他们的学术思想融化为一种个人深刻的生存体验之时，常常就会使自己陷入绝对的精神困境中，其结果则往往是悲剧性的。我相信，这就是余虹之死的思想史根源。 

如果从改革开放算起，我们的西学研究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了。这一段时间内，我们对现代西方思想的认识是深入了、深刻了，但是随之而来的结果却是，原本那西方思想中的问题，现在变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的问题；原本那西方思想中的悖论与危机，现在变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的悖论和危机。西方现代学术使仍然具有古典气质的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深刻的精神彷徨。何去何从？余虹站在了这样一个选择的十字路口上。余虹以自己的死，在思想史上，为我们标注出了一个彷徨和选择的歧点。 

那么，中国学者和中国学术要变成所谓“现代”的么？这当然是一种选择，但并不是全部的选择。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坚持我们古典的学术品格。一方面，在我们中国文化中，学术与生命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学术可以促进个人修养，个人修养的增强，又会使学者的学术生命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另一方面，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讲究的是“生生不息”，“刚健不已”。易经《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说，“生生之谓易”。这是我们古老文化的根基之所在。我想，当我们带着我们自己的文化信仰，带着我们自己的学术和生命体验，进入西方世界的时候，我们不仅不会陷入其中，而且还会有批判性的、创造性的见解出现。

王旭峰

 

       

【作者: 齐楚】【访问统计:】【2008年01月17日 星期四 23:29】【注册】【打印】